社会建构论心理学轮廓流派和局限(4)

社会建构论者对实验社会心理学有三方面的批判。首先，在方法论方面，实验者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么客观，他们无法将事实与虚构区分开，也无法发展出关于社会行为因果关系的准确无误的理论。其次，从学术政治上来讲，实验主义者不仅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他们无法提出一种普遍适用的关于抽象个体的理论，而且他们还往往站在作为精英的压制者一边。最后，实验主义者还有欺骗嫌疑，他们通过隐瞒其论点的社会建构特征，误导大众认为其发现是真理，而非与其独特视角有关的话语(Jost?&?Kruglanski，2002，；麻彦坤，2006，p.155)。

主流社会心理学对这些批评做出回应。很多社会心理学者都认为格根的看法不负责任地将人们引向绝望(曹天予，1994，p.9)。格根的前导师琼斯(Edward?E.Jones)反对格根的建构论批评，认为这些批判只是对社会心理学漫长发展历史的一点小小的扰动。有学者抱怨，社会建构论带来的认识论危机使很多有前途的学生打消进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念头，使很多资助机构不再增加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预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验社会心理学者面对社会建构论的批评反而加强了其内部认同，加强了以被批评方面为标签的学者队伍的团结。同时，很多实验心理学者都在方法论上变得更加的保守谨慎。他们在理论和经验操作中更加严谨，期刊也变得越来越严厉，以避免被挑刺(Jost?&?Kruglanski，2002，)。

在2001和2002年围绕社会建构论的辩论过后，格根的激进观点有所缓和，态度也变得更加谦逊。在其2002年刊发的一篇文章《超越社会心理学中经验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鸿沟》中，格根说到“尽管有时社会建构论者对实验社会心理学的批判显得很傲慢，但建构论者本质上并不反对在实验社会学领域进行假设检验和积累知识”。格根继续说到，但如果实验心理学能够听取社会建构论的告诫，注意意义的边界，他们也将从中获益(Gergen，2002，p.189)。同样，在方法论层面，社会建构论如果能将实验方法也纳入其方法资源中，也将获益匪浅(Gergen，2002，p.190)。

社会建构论既有其解释优势又有其解释局限。社会建构论在某些问题的探讨上非常有洞察力和穿透力。例如，在此视角下，列贝克(Lembcke，1998，p.37)发现，创伤后精神紧张障碍(PTSD)只是一个疾病标签，政府通过使用这种标签来对反战者进行管理和控制。但社会建构论也有其无法解释的问题。很多建构论者支持这样一种立场，即实在只存在于一种人为构成的意义和结构之中。但这只注意到人类创造了社会，却忘了社会也制造人类(参见?Maynard，1983，)。另外，社会建构论在解决诸如身体、污染和贫困等具有现实后果的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Siebers，2001)。

有很多事物是没有必要用建构论视角来探讨的。近年来，随着建构论的深入人心，似乎社会建构成了随处可贴的标签，用于揭示或解释任何令人不满、甚至无关紧要的事物。正如沙利文所说，社会建构论似乎是一个爱丽丝餐厅，允许顾客在此名头下获得任何东西(Sullivan，1995，p.950)。繁多的这类研究，常常使人感到无聊和失望。既然所有事物都是建构的，那还需要依次再去分析吗？库尔特指出，“任何事物的社会建构”也许是作为一种学术玩笑开始的，但对于一些人，现在它似乎可以作为对一个领域的特征概括。这种越来越广的运用和误用，实质上可能源于某种重要理智本质的缺乏(Coulter，2001，p.82)。既然社会建构论并不回避价值负荷问题，那么即便在此视角下，也更应该鼓励那些揭示隐性压制、有益于提高人类公正、平等和福祉的研究，而拒斥那些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对“任何事物的社会建构”的分析。

社会建构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其历史位置不无关系。正是在对前人理论的发展基础上，在时代精神的助推下，社会建构论获得长足发展，但也因其局限性而逐渐失去锋芒。激进社会建构论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二十世纪晚期哲学和心理学的歪曲(Zuriff，1998，p.13)。它将激进的社会批判和认识论相对主义结合成一种不靠谱的文化决定论(Hruby，2001，p.55)。后现代式的相对主义有时让人感到迷失和不确定(Raskin，2002，p.17；曹天予，1994，p.9；叶浩生，2004，p.48)。如果站在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立场上，激进社会建构论的解释效力是低于温和社会建构论的(Botschner，1995)。

文章来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网址: http://www.qqhedxxb.cn/qikandaodu/2021/0505/6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