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协调大学三大社会职能内涵的重审

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大学公认的三大社会职能。自中世纪大学诞生起，培养人才作为首要职能是大学区别于其它组织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学作为高深学问和学者大师集中的场所，拥有众多的学科专家、完备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推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职能的相继产生。大学三大社会职能之间的递进发展，立足探讨高深学问，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专门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体现高深学问的传承和发展，科学研究体现高深学问的反思和创新，服务社会体现高深学问的应用和推广。[1]

一、布鲁贝克“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

“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源于布鲁贝克先生的封山之作——《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作为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布鲁贝克综合分析各哲学流派的观点，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从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系统构建了高等教育的哲学体系，概括为“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认识论”强调：“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以“闲暇的好奇”精神追求为目的，力求保持“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试图在“学术和现实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政治论”认为：“大学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不仅把“闲暇的好奇”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目的，也强调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必须考虑价值问题。[2]

作为“生产”官吏、牧师、律师、医生的大学和学院，在美国建国初期以“政治论”为其存在的基础。受德国柏林大学改革的影响，约翰·霍普金斯等研究性大学相继成立，高等教育开始转向以“认识论”为其合法存在。19世纪末，“政治论”与“认识论”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认识论”哲学，在不同学校或同一学校的不同系里分别起作用。[2]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之间的矛盾也在所难免，“认识论”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则必须考虑价值的影响。布鲁贝克认为：“两种哲学间的冲突是可以融合和协调的，即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以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为补充。”[2]

二、大学三大社会职能的博弈

1. 培养人才：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

培养人才是大学与生俱来的职能，只要大学的根本性质不发生改变，将始终是其首要任务，培养人才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改变。中世纪，大学以传授知识为重，在满足教会、政府对人的需求中不断发展。[3]工业时代，大学注重培养掌握和运用专门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更加侧重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培养人才需要思考和解决“高等教育为谁服务”，即谁能接受教育，接受怎样的教育。“认识论”认为：“大学以追求高深学问为目标，接受高等教育是上层社会的特权，由出身的偶然性所决定。”[2]在受教育者职业选择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作用愈加重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责任，但更是权利。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全部经费。布鲁贝克认为：“当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将呈现更加多样化的特征，相较中学后教育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4]应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举办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尽可能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

受教育者“应接受什么教育呢？”即人才培养是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亦或是同时进行。传统自由教育注重人的理性训练，在“政治论”的影响下，自由教育向普通教育转变，通过学科教材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联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普通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强调内容的普遍性和广博性，而专业教育则是培养社会职业所需的专门人才，强调内容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普通教育赋予教育新的内涵，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共同基础，使学生建立起伦理价值观、科学概论和美学观，更好的理解人类社会创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的目的和性质。[2]用范多伦的话说：“教育不仅要让人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使受教育者成为有能力、有理智的人。”[2]因此，培养人才必须设法促使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携手并进，因为社会发展既需要专业方面的高深学问，也需要研究方面的高深学问。

2. 发展科学：学术自由与治学道德

文章来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网址: http://www.qqhedxxb.cn/qikandaodu/2021/0727/660.html